古代官员普遍好读书，大多自幼读经、史、子、集，经过若干年的训练，入仕时方能知晓为人处世之理和感悟治乱兴衰之道。
古代官员的选拔，是采取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入仕制度，没有若干年寒窗苦读、没有对儒家学问有一定积累，是不可能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。这样一来，习惯使然，有一点读书的天赋，后天又长期熏染于人文知识的气氛和训练，也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，入仕以后也往往离不开书册。
午门外“开课堂”
余继登在《典故纪闻》中记载，明朝洪武初年，因为功臣以武将居多，当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，都是个顶个的好汉。但是建国后，一切逐步走上正轨，更需要的是遵守法度的文治。
换句话说，就是建国后，凡事都要守纪律、讲规矩、有章法，当年打打杀杀、行伍出身的武将们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
于是，有个叫袁凯的御史就进言：现在大明朝的天下已经奠定，以前立有功勋的军队将帅现在很多居住在京城里，他们以前出身行伍，对于和平时期的君臣关系之理，以及君臣上下的规矩，还不太熟悉。我请求聘请一些精通经书典故的有学问之士，于将领们每月初一、十五早朝后，在都督衙门为这些武将们开讲经史课程。希望经过一番教导，自然而然地，使武将们怀有忠君爱国之心。
才登上皇位的朱元璋“深以为然”，下令聘请有学问的儒士在午门外“开课堂”，“与诸将说书”，相当于开了个高级将领文化礼仪培训班。
建立明朝后的朱元璋，偃武修文，十分提倡儒学，经常鼓励开国功臣们接近儒生，学习“事君有道、持身有礼”的文化知识，学习“保全功名”的历史知识，达到“常以此为鉴戒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则可与古之贤将并矣”的效果。
普法学法
古代官员多来自知识分子，不过，光从“四书五经”中学来的东西，在实际工作中是远远不够用的。要当好官，还必须时刻学习与实际需要有关的很多专门性技术性知识，比如法律规定和刑名钱粮之类。
事实上，古代对于官员有不断学习业务知识的要求，有严格的制度，有考核要求，有奖惩办法，引导官员自觉学好法、用好法。
宋太宗时，首创了“领导干部法律知识任职资格考试”，具体做法是：每年对任职期满后的各级官员组织统一“试判”考试；考试内容是考官提供几则司法案例等材料，考生根据材料写司法判决书，以综合考察考生是否通晓法令规章。考完后，朝廷根据官员的成绩，决定官员的升降去留。
明朝官员学法还有全国统编法律教材，即朝廷编撰的《吏律公式》（相当于现在“公务员执法手则”）。
和明朝相比，清朝不仅更为严格，而且经常搞突击检查。大清司法部长会突然召集干部职工，将当时的法律随便摘出一条，要求干部当场默写出来，然后将考试成绩分为上中下，报告给皇帝。
知县教科书
那么，古代官员读些什么书呢？汉武帝“独尊儒术”政策以及后来的科举制度实施之后，简而言之，就是一部“经书”（“四书五经”），以及由此扩展而来的“四库”（经史子集）。前者应运于政事，后者则成就官员自身修养，如诗文等的陶冶。应当说，古代官员在读书上的热忱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起过很大作用的。从韩愈、柳宗元到曾国藩、左宗棠，从范仲淹、苏东坡到林则徐、魏源，可谓不一而足，从中也给我们留下许多不朽的印记。
古代官员不但要学习如何做官，有些官员还将自己做官心得写成书，公开出版，作为后来做官者的学习参考书。在出版印刷业兴盛的明清时期，这类出版物非常畅销。清朝封疆大吏刚毅任云南按察使时，命人编纂了一部《官场必读》，将各项公文分类编纂，遍赠僚属，以资辅佐；汪龙庄曾经当过14个官员的幕友（俗称“师爷”），自己也当过知县，官场经验极为丰富，写了一本《学治臆说》，被称为是知县教科书。
地方官员为了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，也非常喜欢研读专业性书籍，如宋朝的《洗冤录》，清朝的《宝鉴洗冤录》《刑钱指掌》《福惠全书》等，都是有关刑侦、法医、听讼之类的名篇，都流传甚广。像《钱谷大要》这类有关征税的书籍，也深受追捧。
在古代，官员的读书是持续性的现象，大凡为官一生，“致仕”（退休）时一般也要“刻部稿”，企盼给后世留下一点雪泥鸿爪。概因古时考量官员的标准，不仅要看其政绩，也要看其文化修养的高下。
